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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

礼赞大师 | 郭绍虞:披沙拣金,为中国文学批评


【学术档案】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苏州人。早年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研究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言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二十余部作品,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清诗话续编》等,为建立有体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出杰出贡献。


-“善于将不同门类的知识镕入一炉”-

“郭绍虞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学术上深受本时期中外文化交涉的影响。他不惟国学功底扎实,亦敏于吸纳外来思潮,治学力求会通文学与语言文字作一体化的考察,善于将不同门类的知识镕入一炉精心锤炼。”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仿效杜甫《八哀》作诗传追怀中文系故老,写到郭绍虞先生时,有一句“博通疏堰塞,鳞萃汇炉锤”。



人们印象中温和乐善、慢条斯理、浓浓苏州腔的老先生郭绍虞,年轻时是一个标准的五四青年——写新诗,研究民歌谚语,宣扬社会主义。他解放后任职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有“斗士”的传统。与一般文学系多名士不同,复旦中文的老师多关心社会现实,与时代脉搏保持互动。而最早明言“斗士”一词的,正是郭绍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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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北平沦陷,站在燕京大学课堂上,郭绍虞讲到《黍离》诗时,泪随声下。之后,拒不附逆的他离开北平回到南方。他反对“伪”、反对“滑”,分析汉奸的思想性情,批判部分文人“乡愿”的特质。他特别喜欢引用“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并将“狷性”写进对朱自清的悼念文章:


各人性分所限,未可一致,只须淡泊而不躁进,有正义感而不抹煞良心,自然不会帮凶;处事认真,生活严肃,自然也不会帮闲。不帮凶,不帮闲,虽不曾做到十足的积极的斗士,至少也可以说是不会与斗士背道而驰的。


“狂性”的闻一多先生更英锐、激烈,是斗士,而“狷性”的朱先生则沉潜、雍容,是“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

1985年,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撰文纪念郭绍虞,题目正是“狂狷人生”。


-“这好像是个幸运,但是不然”-


1893年,郭绍虞出生于苏州吴县一户清寒的读书人家,因家境窘困,念到中学二年级便辍了学,之后辗转苏州、无锡、上海等地小学任教。1914年,他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尚公小学。商务印书馆专事古籍善本收藏的涵芬楼,让戮力自学的郭绍虞大大受益。期间,他还结识了1916年进入商务编译所的沈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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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聘于进步书局(亦称文明书局)后,郭绍虞编撰注释了多部著作,包括《清诗评注读本》《战国策详注》等。他亦在体校兼课,为准备讲义,编成我国第一部《中国体育史》,童年时代的好友叶圣陶为之作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万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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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顾颉刚在北大新潮社,邀请为《新潮》写稿的同乡叶圣陶和郭绍虞入社。郭绍虞与顾颉刚就此相识。1919年秋,他应顾颉刚推荐为北京《晨报副刊》每日供稿,于是来到北京“勤工俭学”——在北大旁听,同时做一些翻译、写作的工作,他说这样,方才受到了一些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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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对蔡元培提倡的美育产生兴趣,1920年为《晨报副刊》连作98篇“艺术谈”,并先后发表《马克思年表》《记录杜威演讲稿》等作品。他赞赏苏俄社会主义,认同社会改造不仅在物质,更在精神,需从文艺改造起来,撰有《社会改造家列传》《从艺术上企图社会的改造》《俄国美论与其文艺》等文,译述日本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后来,他曾对学生兼助手的蒋凡提起,当时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英文、德文、日文都敢翻译——只有五四青年才敢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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