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科大融合

尽管知识细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但是学科的划分却是古已有之。中世纪晚期由于各种壁垒的存在，学术的发展到了一个停滞的边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地理大发现等多重因素，人们原有的宇宙观受到巨大冲击，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求知的领域从神圣世界扩展到了世俗世界。新的宇宙观消融了各种隔离墙，在原本壁垒森严的不同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融合和渗透的局面。“全才”的大量涌现与此有着内在关系，他们突破学科边界，拓展知识的范围，以创新而不是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志趣，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大发展。

达芬奇设计的水车手稿

“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

自古希腊以来，“智慧”就被视为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程度的知识，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崇高理想。柏拉图称智慧为对永恒不变的理念的沉思，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对事物第一动因的知识，奥古斯丁称之为对不可见的无穷宝库的沉思。到中世纪后期，神学使人类脱离自然，人被固定在原罪上，只能在孤独的修炼中放弃感觉和一切有形的东西，摆脱尘世和人生的一切关系；哲学则成为了一种关于古典秩序的神学，这种秩序本身永恒不变，十分完善，人在其中并无任何意义，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这个时期最高形式的智慧是一种沉思性美德，最为人所崇尚的生活是一种宗教性的沉思生活，如阿奎那通常把智慧局限在关于精神存在的知识和对上帝的沉思的范围之内，而在《神曲》中只有贝雅特丽齐可以被恰如其分地与智慧联系在一起，是她引导诗人走向沉思上帝的终极快乐。

在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晚期迈向早期现代的过程中，人们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崇尚沉思生活开始转向投身行动生活。这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对人自身的发现等，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是遵循一种僵化的模式事先完全设计好的，而是可以通过人来改变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塑造。人关于宇宙的观念变得无限和开放，新的哲学从人的自由、意志和活力方面对人做出解释，提出人不能在对原罪的忏悔和自责中耗费一生，而应当去过一种拥有个人尊严的行动生活。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公开质疑沉思生活的优越性，想象另一种智慧的可能性：它是伦理的而非形而上的，是行动的而非沉思的。智慧被赋予了世俗含义，既可以属于修道院和大学，也可以属于市井社会；德行比关于真理的知识更重要，行动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智慧以具体的方式变得世俗化，带上了一种比以往更实用的色彩，人类事务开始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

多位人文主义者对智慧的认识渐进性地呈现出上述变化。彼得拉克（FrancescoPetrarca，1304—1374）在作品中很少讨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或者系统性的神学，他崇尚的智慧从关于基督教原理的知识类型开始转向了伦理范畴。他的早期继承者萨卢塔提（ColuccioSalutati，1331—1406）比他更明确地提出：“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行动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比沉思生活更可取。”他认为人们在实践中最好把自己限制在人类事务的范围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基本责任，有智慧的人理应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萨卢塔提之后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LeonardoBruni，1370—1444）重构了关于智慧的思想，明确表示厌恶那些对群体毫无贡献的沉思者。他还在书中引用西塞罗说过的一番话：就像马为了奔跑而生，牛为了犁地而生，狗为了气味的踪迹而生一样，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为了两件事而生，这就是知和行。

智慧内涵的变化使得人们对沉思生活的崇尚逐渐让位于世俗世界中的行动生活，这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学科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艺术在西方语言里包含了技术的成分。达芬奇不仅以艺术文明，更以各种科学发明傲立文艺复兴时期。

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

伴随智慧内涵的世俗化及行动生活重要性的提升，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世界，而是扩展到了世俗世界。新的宇宙观推倒了所有的隔离墙，理性和信仰、艺术和科学、理论和实践等之间的壁垒被渐次移除。首先，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中世纪学者虽然貌似对各种古典思想兼收并蓄，但却坚定地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划出界限，相关学科的关系井然有序，各自的范围固定不变，彼此之间壁垒森严。1460年前后，费奇诺（MarsilioFicino，1433—1499）在佛罗伦萨发起了一场新柏拉图主义运动，它如燎原之火，势不可当，冲破了原有的种种藩篱。新柏拉图主义者尝试融合古典和中世纪这两种彼此不同的文化世界，不仅打破了哲学、宗教和魔术之间的隔离墙，而且消融了各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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