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文艺“批评”如何破冰

文艺批评在文艺领域有着激浊扬清、褒优贬劣的重要作用，是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客观严肃、专业权威的文艺批评对于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却是当代文艺领域亟需回应的重大命题。

在当代中国，开展文艺批评、营造有利于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需要解决的最为急迫的难题并不是在理论上阐述批评的意义，而是重建文艺批评家可以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批评环境。毋庸讳言，无论从戏剧界的角度还是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角度看，文艺评论似乎都被捆住了手脚，诸多评论家从“批评家”异化成了“表扬家”。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看到在各类不尽如人意的、尤其是“三俗”等文艺现象初显苗头时就给予警示的评价佳作，许多质量不佳甚至低劣的作品，也鲜有直率而尖锐的批评。相反，充斥在各类媒体上的，经常是对各类参差不齐的创作无原则的赞美和廉价的吹捧，空话套话满天飞。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是在混淆对作品的判断，还会破坏了文艺批评的生态，最终更会伤害公众对文艺批评的价值认知。

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提升文艺批评的专业水平，更要努力改变文艺批评领域充斥着“好好先生”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看来，需要从三个方面“破冰”。

首先，文艺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文艺评论不是创作的附庸，文艺评论的功能不是为艺术家抬轿子，而是为了通过对作品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判断，指出创作的成与败、得与失，矫正时弊，引导审美。

文艺评论要实现矫正时弊引导审美的功能，最合适的批评对象，就不是那些一般的或平庸的艺术家及其创作，而恰恰应该更注重体现一个时代之创作风尚的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文艺批评对名家名作尤其应不吝笔墨，古往今来，优秀的文艺评论的批评对象总是有选择的，尤其是当批评直面有影响的艺术家及其有价值的作品展开时，才会更具力量，因为只有相对比较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中所体现的问题，才具有普遍性。16、17世纪欧洲文艺理论评论家有关莎士比亚的激烈争论，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为近现代戏剧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准备；20世纪50年代初诸多文艺批评家有关杨绍萱的历史题材新剧目的尖锐批评，有效地防止了当时急功近利地将历史故事当代化的“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前者是英国当时最具影响的戏剧大师，后者曾经因创作了被誉为“为旧剧革命开了新篇章”的《逼上梁山》而得到极高评价，然而正是由于批评家们选择这些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表达的不同意见，才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这些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越是重要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就越值得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并展开批评。

其次，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应该更多地关注各类主题创作。

主题创作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文艺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每逢国家有重大时间节点，各地都会安排相应的主题创作。这些作品往往因其选题的重要性而受到各级宣传文化部门高度关注，相应地几乎总是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尽管这些备受重视的主题创作中不乏精品佳作，然而一哄而上的粗制滥造之作也决不稀见。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开始在荧屏上泛滥成灾的“抗日神剧”已经深受诟病，近年在戏剧舞台上又出现不少千人一面的扶贫题材剧目，重点题材的创作并不能天然地保证作品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些剧目的创作者似乎只是跟风创作，既没有深入生活的意愿，也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缺乏对所表现对象的深入了解，内容和情节难免俗套，故事和人物难免雷同。主题创作之所以值得文艺批评给予特殊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其题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它们往往耗费巨大，恰恰因为如此，社会完全有理由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这些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文艺评论在各类主题创作中出现严重问题时不能或不敢面对，只会斥责偶然冒泡的草根流量明星，那就无异于捏软柿子，不仅无法建立批评的权威性，其声誉也必然受损。

然而，营造文艺批评与创作者之间的坦诚对话、理性互动的氛围，对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开展比上述两者更关键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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