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真实 注重理趣——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观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朱自清始终把自己的性情、感情、才情融入文学批评中，以一种谦逊中肯的批评态度品评文学作品，用一种评中有批、评中有悟的方式传达其文学批评观。这种清新、自然、散文化的文学批评，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带来别具一格的审美感受，也可为当下文坛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朱自清文学批评观的形成与其成长经历、性格性情及处事方式密切相关。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说：“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为人的真实坦诚深刻影响了朱自清的治学生涯，他“绝不做主观论断，谈到某种文学现象时，总是尊重客观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这种严谨态度成为他文学批评观的鲜明标识。

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多以文本批评为主，大部分包含在散文、序、跋、书评当中。从这些批评文本及他的《诗言志辩》《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等著述中不难发现，朱自清文学批评观的形成，首先离不开他深厚的国学基础，甚至可以说他的文学批评内核就是传统的诗文评；其次得益于他大学修习哲学，受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英美新批评学者瑞恰慈和燕卜逊的影响而养成的思辨能力；再次依托于他通过不懈的文学实践所获得的创作心得。其中，真实、理趣、考据是其文学批评观的三个主要维度。

“真实”是朱自清批评观的核心语词。他的文学创作贯穿着“活的人生”“表现人生”的思想主旨。这种“为人生”的创作主张，是以表现真实作为基础的。厘清他在文学创作中对真实的坚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对真实的强调。他评价李健吾、老舍的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时，即以是否符合生活真实、是否有“写得过火的地方”作为批评标准。究其原因，这些看似较真的批评主要缘于朱自清对真实的重视和追求。

不仅如此，他认为小说应始终关心时代，关注现实。正如他评价茅盾的《蚀》时所言：“写一九二七年的武汉和一九二八年的上海，写的是‘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而《子夜》则是“写一九三〇年的上海，写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

在对诗歌的批评中，他也力主贴近日常生活。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他在新诗的发展方向问题上也坚持“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在《诗与感觉》一文中他写道：“山水田园里固然有诗，灯红酒酽里固然有诗……惊心怵目的生活里固然有诗，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诗。”这也是他“解诗”的特点，即力图把诗歌引向现实，对现实有感而发。

在《文艺的真实性》中，朱自清提及：“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是真实，是第一等……叙述别人的事不能如叙述自己的事之确实，是显然的，为第二等。”在他看来，散文意在表现自己，一是写紧扣时代并能反映人们当时生活情状的作品，二是敞开心灵，真实抒写。他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踪迹》《背影》都是他在“真实观”影响下进行的创作实践。

朱自清的小说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十分注重作品的“趣味”。他在《论白话》一文中提到：“《南北极》和《小彼得》两部书都尽量采用活的北平话，念起来虎虎有生气。”他还要求人物性格要生动丰富、贴近生活，结构安排要精妙出彩，故事情节要曲折生动，要注意“严密的分析”，并具体说明长篇故事里的悲欢离合及情节的“层折错综”，更容易引起浓厚的趣味。在他看来，这才是现代小说的出路。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在《诗与感觉》《诗与幽默》《诗与哲理》《真诗》等文章中，他认为新诗可以向传统、西方、民间学习。在他看来，艺术贵在独创，诗人要将从不同层面吸收的素材转化为自己的个性气质与审美情趣，并化用到诗歌创作中，并称“现代是个散文的时代，即使是诗，也得调整自己，多少倾向散文化”。

朱自清在提出“诗化散文”的同时，也提出了“散文诗化”观念。他认为，散文也应像诗一般追求韵味，他的散文《匆匆》与《荷塘月色》即是明证。其他如《论废话》《人话》《论百读不厌》等散文，都体现出他散文化批评的魅力及以“理趣”为核心的批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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