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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

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要立志高远,耐得住寂寞 —

原标题: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要立志高远,耐得住寂寞 ——王先霈先生访谈

王先霈先生

□ 魏天无

《王先霈文集》新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八卷三百余万字,涵括作者数十年来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前五卷为学术著作,全文收录者如《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佛语哲思》《古代小说序跋漫话》《文学美》等,节选者如《文学评论教程》《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国学举要·文卷》《文艺心理学读本》《文艺理论学科地图》等;后三卷为学术论文、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序跋与讲演录。作者后记中自称“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在六十余年写作生涯中,他在中西文论会通、文学批评学建设、文艺心理学本土化、文艺批评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王先霈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风格特点,本报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魏天无对王先霈先生做了访谈。

魏天无:王老师好。首先祝贺您的文集出版。您在多个学术领域里的成果和成就,学界有目共睹。您长期在高校执教,担任过湖北省作协主席等多个社会职务。您也多次谈到,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一个特点或者叫传统,是将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工作努力地结合。就前者来说,您在1986年就与范明华老师合著《文学评论教程》,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被指定为高校文科教材。后来扩展为文艺学教材系列《文学欣赏导引》《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批评导引》,为许多高校中文系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年将要推出修订第三版。您的文集收录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文艺心理学读本》等,也是在讲稿基础上撰写而成,保留了课堂教学的“现场感”。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一直受到关注,而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也依然存在,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想法和感受?

王先霈:高校教师有以教学为主和以研究为主两大类,我一向把自己放在前一类,并且不认为前一类就一定比后一类低一等。我多年不离讲台,行有余力,再做些研究工作。以教学为主的教师也要做研究,否则他的教学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能使学生受到长久的教益。研究工作,追求的是新颖独创,与众不同。大学里的教材和课堂讲授,却不能只介绍一家之说,不能只讲教师本人的学术观点,本科教学尤其是这样。教材也要讲究体系性,那是讲述的体系,而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自说自话的所谓理论体系,和学术著作的体系性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是学术著作,真正能够做到体系创新的也是很少很少的。一篇论文,一本书,能够在一个学术问题上提出崭新的论点和思路,已经很不容易了,论点和思路经得住辩驳,经得住多种文学现象的检验,更是难能可贵了。当然,立志要高,我也想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从使用统编教材到自己撰写教材,必定是一个不短的研究过程的产物,融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教材要告诉学生关于这门学科——比如说文学批评学,或者文艺心理学——国内外学界已经取得哪些主要的成果,我们教师怎样看待评价这些成果,还有哪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评论教程》1986年初版,后来在好几家出版社出过很多次修订版,十年前转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列入“精品教材”之后,今年又要推出在这个社的第三版。这就是反复加入自己的研究新成果和吸收学界研究新成果的过程,同时又是在自己和兄弟学校使用过程中,调整教学适应性的过程。逐渐有新的年轻教师参与进来,又是队伍成长发展的过程。总之,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很自然的。当然,有一部分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距离较远,这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

魏天无:您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尤其是对本省刚刚出道、不很为人知晓的写作者投入了很大的兴趣和精力,被许多作家引为知音和引路者。重读《文集》中收录的评论文章,这些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今天的文学批评问题多多,我个人觉得“批评”和“批评家”已被“污名化”,其中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作家诗人的作品当然可以批评或批判,但意在惊世哗众而非诚恳对话的批评,让人觉得有“酷评”复苏的迹象。您在很多文章中谈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问题,在大众媒介、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文学批评如何自处,批评家怎样才能赢得读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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