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三突出文艺创作理论的出笼及危害

所谓 “三突出”，即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极左的文艺创作理论。 “文革”时期，由于江青的插手，文艺领域成为“左”倾思想泛滥的重灾区。1966年2月，江青在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 “左”倾文艺理论。这套文艺理论成为 “文革”时期开展 “文艺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出笼，这套文艺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影响和支配了几乎整个 “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成为这一特定时期具有标志性的 “左”倾文艺理论。

江青与“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怎样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它的提出和形成，与江青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64年，江青就把塑造正面英雄人物作为文艺创作的一个根本任务突出地提了出来。她说：“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命题。”这年7月，她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京剧应该提倡革命现代戏，而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1966年2月，她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因此，可以认为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江青“左”倾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论点。“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就是对这一论点的扩展和发挥。

“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则是“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是对“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革命样板戏”则完全是在江青的提倡和扶植下产生出来的。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江青提出在“文艺革命”方面要“有破有立”，“立”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要“要搞出好的样板”。此后，“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事实上成为“文革”爆发前后“文艺革命”的主要内容。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沙家浜》 《海港》 《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北京集中会演，宣告了“革命样板戏”的正式诞生。这些“革命样板戏”的诞生，被看作“文革”的辉煌成果，得到了报刊舆论的竭力吹捧，其意义被无限夸大。《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认为“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是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革命样板戏”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那么，“革命样板戏”的“样板”意义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时主要是认为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史上，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还以生动的艺术实践，为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和创作经验”。正因为如此，“革命样板戏”当时不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且被夸大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样板”，“革命样板戏”所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革命文艺将要走的道路”。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4月10日，中共中央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转发全国

于会泳第一次提出“三突出”的理论

“革命样板戏”诞生后，在总结创作经验时，“三突出”被作为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提了出来。1968年5月23日，为纪念“革命样板戏”诞生一周年，时任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的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第一次提出“三突出”的理论。他说：“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的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重要的即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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