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旅的歧变与建构之维的限度社会主义现实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线，不同历史时期中现实主义理论的衍生、变异与困境也像风向标一样，清晰地勾勒出彼时文学批评的建构维度、突围努力，以及历史局限。无论是现代文学时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谱系中的现实主义，还是进入当代文学后，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阐释路径转移，文学理论范畴内的现实主义背后总闪现着意识形态的规约与政治的“阴影”，承担着超出文学自身以外的现实要求与历史期待，而与之相呼应的文学批评自然无可选择地承担了历史推手的责任。所以，对现实主义的阐释、辨析、争论，也就不仅仅是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的自我完善，更是文艺理论对中国现代性政治与文化选择的回应。

一、文学实践的困境与理论建构的限度

共和国成立伊始，文艺界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对资产阶级余毒、唯心主义、封建思想进行了有效的“清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递进框架，以及“现代”到“当代”的文学史演进路径中，现实主义无可争议地被推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满足在新的、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开展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理论需要。这种理论建构的“转移”不仅是出于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和纯粹性，也折射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寻求突破的愿望与努力。正如孟繁华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构与展开密切跟随苏联文艺界的脚步和节奏，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构成了“十七年”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更奠定了这门学科基本的理论框架，虽然期间因为政治文化的松动或调整，也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拓展阐释、讨论、改造甚至置换，但无论是作为创作方法、艺术思潮、审美风格，还是其所规定的思想指向、政治尺度、评价标准，都在“十七年”文学中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1)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性是不可动摇的，但落实在具体文学实践中，总有一些问题让作家和理论家都备感纠缠、难解，诉诸文字、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总会在不经意间溢出抽象理论的边界，甚至构成一定程度的消解。这种矛盾和难题在对赵树理和红色经典作品的评价与阐释中体现得都尤为显著。1940年代，赵树理是延安文艺毫无争议的“方向”，《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一反新文学的“欧化”腔调，通过借鉴、继承民间文艺传统，塑造了活泼、爽朗、热情的农民形象，展现了解放区朴素、明朗、清爽的乡土风情和朝气蓬勃的乡村生活景象，一扫“五四”乡土文学阴霾、低沉、压抑的色调，更恰逢其时地满足了《讲话》对新文艺的期待。在短短几年间，延安文艺界迅速完成了赵树理的“经典化”，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同时把赵树理收录其中，而后者的定位是专门收录1942年前重要作家的选集。这些都凸显了彼时政治文化语境中赵树理作为“方向”和“旗帜”的显赫地位，以及延安文艺的急迫心态。在“经典化”过程中，赵树理作品中与《讲话》“不和谐”或相悖的某些方面尚未遭到过多苛责，如：新人形象的单薄、对革命官僚主义的批判、对传统乡土伦理的认同，等等。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学规范对创作自由尚且保留了弹性空间。1949年后，赵树理文学的“缺点”被逐渐放大，文艺界对赵树理的态度也呈现出暧昧与“游移”，忽“左”忽“右”，时而批评其作品“本质化”“经典化”不够，时而赞扬其为坚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深化”的典范。对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创作，赵树理此时的《三里湾》《锻炼锻炼》《邪不压正》等作品，除去因时代变迁而带来的所反映社会生活内容上的差异，就艺术风格、价值立场、情感倾向而言几乎没有变化，即依然在乡土文化传统、伦理秩序范畴内，而不是“发展的”“历史的”的立场，去理解历史、社会与人性；坚持以个人“亲历”的“经验”为基点，而不是更“高级”的政治的、革命的“俯视”视角，去反映“本真”“原始”的农村生活状态。因此，赵树理文学中建立于民间伦理、民俗民情上的乡土想象，不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思想性无法吻合，更与“十七年”文学宏大的“史诗性”艺术追求背道而驰。不变的赵树理与不断变化的文艺理论、艺术尺度之间发生摩擦，也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同样的难题也存在于如何在“草莽英雄”“江湖气魄”与革命英雄、无产阶级战士之间、在传统血亲“复仇”与现代阶级革命之间阐释、“平衡”朱老忠及其行为(《红旗谱》)；如何在思想上“先进”但艺术上单薄的梁生宝与思想上“落后”但艺术上饱满的梁三老汉之间做出评价(《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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