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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

从师记上

1977年年底在北京密云山区参加高考后,我在1978年的春天走进南开大学。从那时起,我有幸得到很多老师的指点,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南开大学中文系77 级有77 位新生,论年龄,我排行第70,属于小字辈。报到第二天,系领导给新生讲解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两大类(政治课和专业课),总共17 门:形势教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写作、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外国文学、工具书、专题课、英语、体育、军事。前三年是基础课,最后一年是专业课。此外,还有一些选修课、专题讲座,内容很丰富。四年八个学期的课,外语学习任务最重。我过去学了五年德语,重新学习英语,压力很大。

大一时,同学们都很兴奋,多聚焦当代文学,关注文坛变化。从《班主任》到《爱情的位置》,从《伤痕》到《在社会的档案里》,每有新作问世,大家都争相传阅,争论分析,常常彻夜不眠。不久我们班就成立了文学社,分为评论组、诗歌组、小说散文组、戏剧组等,大家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和评论心得。同学们还把自己的作品贴在墙上,供人评头品足。进校不到一个月,中文系同学又创办了《春芽》杂志,蜡板油印,人手一册。大家的心思都在文学创作上,暗暗较劲,看谁能最早出头。想当作家的人多如牛毛,发表作品的机会微乎其微。好在那时不被录用的稿子,刊物会退还作者。我有一个同学,试图验证编辑是否看过他的稿子,就将中间一两页稿纸用浆糊粘上一点。退稿后,他发现那两页粘上的纸并没有被撕开,说明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完,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197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17 岁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给了我很大鼓励。马克思说:“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我们的职业理想是当作家。在当时,全社会都沉浸在文学的狂热中,都愿意献身文学事业。

文化部有关部门曾收到全国各地作者寄来的文学剧本、小说、诗歌等,大概数量很多,简单退掉未免可惜,不如披沙拣金,也许能发现优秀作品。文化部将这些作品分派到重点大学中文系作初步筛选,提出处理意见。这个办法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试行,一举两得,效果很好。文化部又继续推广到其他院校。我们正好上文学评论课,审读作品可以作为教学实践的内容。每人都分了好几个剧本,写出读后意见。我小有得意,觉得自己可以审读别人的作品,离文学梦想越来越近。写作课还安排我们到厂矿企业进行实地采访,撰写通讯稿。我和同学韩异到天津计量检定所南开分所,采访张光寅老师的先进事迹,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写作帮助很大。

本文作者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

随着课程的增加,同学们的读书志趣逐渐疏散开来。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程调动起部分同学对现代汉语的兴趣,宋老师很会讲课,要求极严。一段时间,我们整天把“词性”“句子构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单句”“复句”之类的话放在嘴边,分析“打得他到处乱跑”的句式结构,看见什么都像“状语”。譬如看见卖冰棍的,一个说“大街上有个卖冰棍的”,另一个接着说“这是存现句”。有些问题,老师都难以回答。譬如“我们明天回到北京”,老师说“回”是动词,“到”是介词,和“北京”构成介词结构作补语。同学说“到”后可以加时态助词“了”,这不变成动词了吗?宋玉柱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届这么用功的学生。

我们读书时,都喜欢佩戴白底红字的校徽,非常自豪。“南开大学”四字是毛主席的题字,“开”的繁体字是“”。假期到农贸市场买菜,那些乱跑的小孩子还凑近来看校徽,把“”念成“门”,喃喃自语道:“南门大学。”我心想,管他“南门”还是“南开”,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讲学,听了张庚、孟伟哉、王朝闻、严济慈、于光远、杨润身、吴小如、杨志杰等作家、学者的讲座,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无知才无畏。想当作家就是因为自己无知。古代、现代、当代,举凡优秀的作家,多有深厚的学养,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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