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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

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文艺理论奖著作综述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由考古发现80 万年前活动的古人类到今天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连接的“桥头堡”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开放前沿”,古老的广西正不断焕发新生。所谓中心与边缘,其实难说:由中原文化、汉文化中心及其由一点向四方传播的历史过程而言,广西属于文化的“边缘”,然而放在人类文明发展数十万年历史宏观视野中看,广西何尝不是“中心”之一?在中国国家地理中处于“边缘”的广西,在“一带一路”重新勾画的世界格局中岂不正因其独特的沿海沿边地理优势而日益发挥“中心”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化日益大用于世的新格局中,广西尤其需要大力提升其地方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此背景下审视2019年获得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文艺理论奖的两部著作,方能彰显作者用心之良苦与深刻。

《广西美术发展史》由谢麟、孟远烘合著。谢麟早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艺术造诣高,所创作油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获第四届、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理论功底深厚,在《人民日报》《美术》《美术观察》等发表艺术评论多篇,是《广西大百科全书》美术部分主要撰稿人。孟远烘现任《美术界》杂志主编,同样不乏扎实的创作功底(油画)和理论素养。二人自2012年合作承担广西桂学研究会“广西美术发展与漓江画派的形成”课题研究开始,历时数年苦心收集资料、爬梳整理、细致分类、深入解析,完成了对约80 万年前至2016年间广西美术发展史料的整理研究,向读者展现了广西美术发展的历史发展脉络,生动形象,理贯意深。

由“史前”“先秦”“秦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书分十一章对广西美术发展做图文并茂的历史性描述与分析,最后以“广西多样化地域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一章做结,由纵向探讨转为横向研究,得出颇具启发性的结论。末附“广西美术大事年表(史前—2016)”,史前、先秦为略记,汉代以后按朝代记,虽显粗略,线索显然。民国以后按年记,尤以1977年以后记录更为翔实,显见资料收集,用功很多,对今后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作者均结合社会背景简要说明美术概况,包括此时期广西美术发展的整体形势和特色之处,如汉代广西的青铜器、唐代广西的摩崖造像、宋代广西的瓷器、明代广西的陵墓雕刻、清代广西的绘画等。然后是对美术方面的传世文物做简洁生动的形象描述和简练精辟的艺术分析,如关于魏晋时期的“四出”钱纹铜鼓的介绍分析:“鼓面边缘伸出,饰有圆雕,为三只单蛙与三组累蹲蛙相间,逆时针方向环列。蛙以片形塑造,却有圆雕效果,造型古朴,简洁概括而有装饰性,其动态相对静止,却有蓄势起跳之态,静中有动,富有生趣。”与此同时,作者还不忘引用各类历史文献,陈述其中虽有记载、如今已难复见的美术现象或作品,从而更有效地帮助读者完成对广西美术发展史知识图谱的完整构建。

在关于史前广西美术的第一章中,作者认为,百色手斧和桂南大石铲是史前时期广西造型创造最具代表性的表现。百色手斧器形规整,加工技艺复杂,与一般的砍砸器相比具有更复杂的制造流程、更强的造型性,其出现推翻了“莫氏线”理论,“证明东方人种与西方人种在同时期就进入到同样高度的文明”[1]16。而广西出土的桂南大石铲造型对称,器形优美,表面光滑,更是脱离了生产工具制造的实用用途,具有独立的精神性和审美性,是广西在史前时期已出现纯粹是精神方面的产品——艺术品的标志。

这些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在“中原中心论”的认知范式影响下,广西作为地方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始终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力、凝聚力作用,无须否认,但由“一点四方”到“多元一体”,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整体认识正在不断进行有机重构。作为“四方”之一的广西,自古以来很难摆脱一种根深蒂固的“边缘意识”,然而事实上,广西并非“荒蛮”之地,并非因中原文化传入始有“开化” 的地方,而是本身有着自己独特悠久的文化传统。广西的文化从来不是只单方面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始终是在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的互动中互鉴、互通、互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广西,古往今来并非被动接受文化影响,而是主动完成文化融合。理解并坚信这一点,是广西真正形成自身的地方自信、文化自信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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