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一、三位玄学家的观点分析
从字面上来看,言意之辩涉及语言作用以及语言功能。在魏晋时期,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哲学中贵无派以及崇有派的斗争。虽说是语言学,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涉及哲学的问题分析,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在论述过程中,需要对言以及意进行现代意义分析。从字面上来看言是指语言,但现代人通常会将言作为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语言是物质化工具,形成语言之后是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中,言语相对鲜活且同人类思维长期处于活跃状态。意在古代具有较为广泛的含义,言意之辩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对意义的理解不同,可将其理解为道,但与道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周玉玺提出在老庄的哲学理论中道是一种超思想、非理性的性质,道和言之间也有意义的概念,从一定程度上来看道是思的对象,但并不是思的本身,即便对于道来说,对于不同的人其意义也不同。在古代道等同于大家所公认的圣人,只有圣人才能及心即道。对于现在来说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宇宙物质的客观存在是自然规律,人有人道,而天有天道。也是正如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也曾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我们可以将这种道理解为客观之道;其次,道也被认为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自然规律的把握。基于这种认识,主观观念的东西为主观之道。在我们普遍认知的观念中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心合于道,道可以说是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契合点。古人提出的意可以用道进行解释,而道是主、客观的两端,意也被认为是主、客观两端,从该角度上来看,天意是天道,人之内心中的一切思念、欲望和意识可用心意进行表示。
二、言不尽意的理论
言不尽意实质上是语言无法表达意思,这是荀粲提出的。荀粲指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简单来说,荀粲认为言、意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包括意内象内以及意外象外。意内象内是说言即能达意,而意外象外是言无法尽意,主要是由于理是微者而非物象之所居。他认为在物象的基础上还有更加玄远的东西存在,我们可将其称为是本体或道,是超乎语言表述存在的。黑格尔指出:“语言从实质上只能够表达普遍东西,但人们的思想是比较特殊的个性化存在的,无法利用语言表达人们心中所想的东西。虽然黑格尔的这句话也可被认为是对荀粲提出言不尽意的佐证,但两者的思路有一定差别。”首先,从黑格尔角度上来看,其是从语言抽象角度出发来概括与人们意识之间的矛盾来阐述的。黑格尔认为语言只能够表达普遍的东西,比如,我们常说的人只作为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词,但无法在意识中构建抽象的人形象,只能激化到某一个人身上。因此,黑格尔认为无法利用语言来表达心里所想的东西。而玄念认为语言无法的尽意,主要是由于理微的缘故。在古代哲学中也可以用道来表示。根据钱穆提出:“大体言之,古代重道,而后代则重礼,大抵东汉前重讲道而东汉后重讲礼,汉儒用道来解理,宋儒用理来解道。”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荀粲提出的言不尽论涵盖了意的空间,对于意的空间拓展超出了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范畴,使其具备了更加玄远的性质。六朝后逐渐发展的言外之意成为了诗文创作的标准,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该理论的影响。本质上来看,荀粲所提出的言不尽意承认了理微,但同时对意的空间也进行了拓展。
三、得意忘言的理论
王弼提出得意忘言是受到庄子的启发。在《周易略例中》,王弼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而言者,明象者也”。在以庄释意的过程中能够将周易中的象引入庄子的言意关系理论中,从一定程度上将庄子提出的得意忘言论衍生为得意忘象的理论,使象变为意以及言沟通的媒介,实现由言到意的转化。除此之外,王弼提出:“忘象者,乃得意者,忘言者,乃得象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王弼认为言象是有形的,意象是无形的,言象并非意义,是得意的工具,如果缺乏该工具则无法得意。在玄学家角度上来看,言和象代表有,而无为体,有为用,有并不代表无,但有可象征无,了解到无的概念后需要舍弃有且不能拘泥于有的其他形式,这种利用无有体用作为思想的玄学意识是以寄言出意为基本方法的。王弼正是发挥了庄子思想,将其形象地表达出来。玄学家将所获得的超现实玄远精神作为人生哲理,这种思想境界可借助现实社会进行象征,无需在不存在的世界中寻找。
在玄学家角度上分析,象是社会很自然的景象。田园山水能够被用于作为超越现实的玄远精神象征,比如,陶渊明提出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万物都是有形的,象在有形的物象外,蕴含着玄远争议。当他在悠然山间得意时眼前的物象则不重要,而且连语言也忘却了,这也是玄学家的神韵。有形且有限的语言和物象无法伴助其精神世界,主要是由于他们所追求的已经超越有形无象而有限存在,这也是一种近乎道的无形且无限的本体。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论相比汉人的经院哲学来说是方法论的创新,主要是为反对汉儒拘泥于言词的作法,主张以理解为主得意为上。这种对于言辞和语言的超越实际上是想让人们的思想能够摆脱语言束缚,摆脱过去的经典书籍约束。大思想家都会经历这一步,对于古代经典要入乎其中,且还要做到超乎其上。从表面上语言文字在传达思想的过程中也能够将思想固化、物化,使其丧失原有理性。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魏晋时期,玄学家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寄托,如果我们过分纠结于语言身上,那么语言将会成为思想的遮蔽物,是无法了解本体实质的,只有借助有限言象,超越有限言象才能够获得真意玄学。王弼所提出的得意忘言论与荀粲提出的言不尽意有一定差异,前者肯定了言和象之间的作用,提出不能拘泥于言象,必须摆脱和超越言象成为抽象,即超绝言相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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